黔军没打几枪就丢了遵义，红军却没能从此轻松下来。进城的战士衣裳破烂，有人连绑腿都不敢松，怕肿起来的脚再也穿不回鞋。 王家烈、柏辉章所属米盐布庄的资财清查出来，足足值几十万大洋。粮食分到穷人手里，青年报名参军，裁缝赶着做军衣。短短十二天，队伍添了人，也补上了衣粮。 可临走前，中央领导还在柏辉章公馆开了三天会议。眼前有粮、有新衣，为什么仍非得检讨此前的仗、改变军事领导不可？那些穿上新衣的人，接下来究竟该怎样走？ 01 城里的枪声稀稀落落，很快就停了。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，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。黔军撤得仓促，街面上有来不及收走的杂物，铺门却关得严实。门缝后有人打量这些外乡兵，先看枪，再看衣裳。枪还握得稳，衣裳实在不像样，有的肩头裂开，有的裤腿磨得只剩一层，补丁压着补丁，走动时仍露出里面的破絮。 一个战士在街边坐下，想松一松绑腿，手碰到脚踝，忽然又停住。他怕一松开，等会儿肿起来，鞋就穿不回去了。旁边的人把他拉到屋檐底下，让出路面，等着领到休息的地方。见一户人家探出头，两人都站了起来，问哪里能找到水，没有往门里挤。 遵义拿得快，走到遵义却一点也不轻松。湘江边失去的同伴，转移途中掉队的人，刚渡乌江时的寒冷，都跟着这支队伍进了城。有人已经习惯了出发时只往身旁看一眼，点头就走，不再追问原来睡在另一边的那个人去了哪里。 现在忽然能够停脚，疲惫才一阵阵往身上压。 机关和后续部队陆续到达，吃饭、安置、采购的事接连找上门。城里有粮，并不等于每个行军的人马上就能端起饭碗。米在哪家仓里，属于谁，能调多少，怎么运，哪一处先要，得有人一项项办清。 林伯渠和毛泽民碰面时，谈的就是这几项急事。 “先把能够接手的东西摸清。”毛泽民翻着送来的记录，“米、盐、布，哪一样能先用，就先找人办。伤病员和行军的人都等着。” 林伯渠把其中一页单独抽了出来：“王家烈、柏辉章所属的米行、盐行、布庄，该清查的清查。普通商户的货，不能看见在仓里，就一概算到他们头上。” 负责登记的人说，有几家铺子的往来还没弄明白，伙计只肯说东家不在，谁也不肯认账。 “让熟悉账目的来，把货和账对一对。”林伯渠说，“问清一家，记清一家。米写米，盐写盐，不要拿一个总数把几样东西混过去。” 毛泽民接着问：“已经查清的，能不能先搬一部分出来？” “能。搬到哪里、交给谁，留个数。不能这头查，另一头随手就拿。” 这才有了分头办事的人。有人去认货，有人记账，有人调人手搬运。军阀积下的资财从关着的门后露出来，粮袋一袋袋抬到亮处，盐货和布匹也陆续登记。银元另有银元的账，能吃的、能穿的、能拿去采购的，各有去处。毛泽民看着清单，心里稍松了一点，随即又找人追问搬运什么时候能接上。 积存在米盐布庄里的东西，终于有了新的用处。过去守仓的人怕有人少交一份，现在接手的人得算着怎样让它早一点离开仓房。部队需要补充给养，城里的贫苦人也在挨饿，两头都不能只等着一张还没誊好的总账。 有个搬运的人扛起粮袋才发现，底下压着的几袋已经受潮。他把袋子放回去，叫登记的人过来看，另挑干燥的先运。仓里伙计这时才肯走近，指给他们哪边垫得高，哪边雨天容易漏。有人认得伙计，问他为何早不说，他讪讪地答，怕说多了，把自己也算到东家一处。 林伯渠听见，叫办事的人把雇工和东家的关系问清，该留下帮忙的照常做事。伙计便去拿了扫帚，将装运的路清出来，又帮着把空袋归拢。 毛泽民关心的不只是仓上写了多少。他让经手的人回来时说清，已经运走几批，接收的人在哪里；若只是把米从一个锁着的院子挪到另一个院子，前面等饭的部队仍旧吃不上。消息送来，说一批粮已经交到，他才把那一项放下，接着问布匹的进展。 曹菊如去找一位老铺主谈采购。铺主把人让到柜台旁，自己站在另一头，先问军队准备住多久。 “眼下要补给，往后还要走。”曹菊如说，“哪天走，我不能随口给你一个日子。今天能谈定的，是你有多少货，愿意卖多少，怎样结算。” 铺主没接货单：“你们一走，我找谁？” 柜台上压着一叠旧账。前一支队伍来时也说过好听的话，最后留给他的，只有账上几笔画不掉的欠款。他不敢直说自己怕了谁，把手放在账本上，反复抹那一角。 曹菊如看懂了他的意思：“交多少，就记多少。你担心的结算，我们也得办。先不急着把一仓货都拿出来，你把能供应的列一列，我们一样样商量。” “人家是带枪的，进门拿走也就拿走了。”铺主声音低了些，“你们还来问我？” “要买你的货，自然得问你。” 这句话让铺主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但没有当场答应。他从柜台里拿出纸，列了几样，又停笔，说得同家里商量。曹菊如把需要的东西留下，约好再来，没有催他按手印。 回到办事的地方，曹菊如把铺主的话说了。毛泽民没有责怪人家多心，问清货物和结算的难处，又把几笔急用的采购圈了出来。光让人相信一句话不够，货怎样交出去，款怎样付到手里，都得赶紧做出样子。 仓门口，抬粮的人已经接上。一个瘦小的妇人站在人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