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把圆头锤的锤头是干干净净的。 干净到辩方大律师一遍又一遍的追问：它如果真的砸过一个人的头，为什么上面却找不到她的DNA？ 11月4日，香港高院，蔡天凤案审到了第30天，控方请出了香港政府总化验室卫永刚博士，辩方三个大律师轮番上场，就“同一把锤子上的生物痕迹”，从上午一直吵到下午。 卫永刚的回答很直白：金属表面光滑，DNA本身就很难附着；时间长了，会自然浮华；更要命的是，如果事后有人拿水冲洗过，一次就能彻底抹干净。 就这样问题被推到了另一头：那把锤子的木柄。 只读出9处，这个“少”才是重点 手柄上读出了9处标记，全部和第三被告邝港智的口腔拭子样本吻合。 卫永刚的解释：每个人的DNA图谱有26处标记，像一张个人条形码。这把锤子的木柄上，残留量太少，部分已经开始腐坏，仪器只读出了9处。 就是这9处，对上了同一个人。 任意的找一个人，和这9处标记完全相同的几率，约62亿分之一。 更能说明问题的的被排除的那两个名字：首被告邝港杰、次被告邝球，都被明确排除。邝港杰和邝港智是两兄弟。二人超过一半的DNA系统完全相似，剩余不到一半是不同的。普通人自然是分不清，但专家可以：真正锁死身份的，是那不到一半的差异位点。 因此，这份报告的份量，可不止是有DNA，更是来自没有别人。在一间住着四个嫌疑人的屋子里，锤柄只认出了其中一个人的手。 辩方的第三招：证物放了超过6天才送检，DNA有没有可能已经坏了？卫永刚说标记不完整的主要原因不是腐化，是量太少。 锤头的“无”和锤柄的“有”，是同一件事的两半 假如这把锤子从未被清理过，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？锤头上一半会留下死者的痕迹；锤柄上，凶手和死者的生物信息会重叠，两个图谱混读，会提高鉴定的难度，结论更加的不明确。 但现实是实际检验给出了另外一个组合：接触头部的那端，什么都没有；被手掌反复摩擦的那一端，只有一个人的，而且很纯。 控方的推论：一只手握着手柄，另一只手去擦锤头。 擦锤头的人算的很细，只处理会说话的那一端。那一端会遗留她的痕迹，会站出来指认这场罪恶到底有没有发生。可的他腾不出手，也无法料到，自己正死死攥着的这一端，才是真正把他留在现场的地方。 在这里，控方卫永刚说了一句关键的话：要在木柄上留下这种量级的DNA，单简单的触碰下可不行，得徒手抓握，且必须要使用很大的力气。 于是“锤头干净”从一条辩护理由变成了一条行为记录。它记录的不是没打过，而是打完之后，有人擦过。 擦拭这个动作，就是想要让证据消失。它真正办成的事，是把证据分了类，那一端可以抹掉，那一端抹不掉。 辩方三招，更似三次压力测试 三个大律师不停的换角度问。 第一招，二度转移。DNA会不会通过手套、空气、喷头，就会跑到锤子上？卫永刚很直白的回答：二度转移在技术上确实存在，但条件非常的苛刻，因为温度、摩擦力、接触方式都要凑齐；飞沫更要讲究，得凑的很近，还得满足喷出足够大的一滴口水。 第二招，清洗说。锤子如果被清洗彻底了，手柄上的DNA大概率会一起没有了。可是它还在，而且只属于一个人。这一问等于被原样退回：真洗过，你想看到的结果压根不会出现。 第三招，腐化说。放了6天的是才拿去送检，痕迹早没了吧？卫永刚说：不完整是因为量少，不是因为放久了。 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反常识的点：一个喷漆灌上检出了蔡天凤的DNA，按理她不可能碰过这个东西。卫永刚承认，这可能是间接转移，比如有人戴着沾有死者血液的手套触碰过。 此招本意是想要证明“DNA会乱跑”，可是一旦成立，也说明了另一件事：那间屋子里，确实是有人沾着她的血，还在按别的东西。 还有一个证据非常的重要，屋子内一个装着红色内裤的黑色胶袋，手抽和开口的位置，都检验出了来自蔡天凤血迹的DNA，有23处标记。 真正想翻盘的战场，不再DNA线上 它要的不是赢，而是拖。把一天的审问切成一个个的技术细节，让陪审团的注意力都停留在“理论上可能”上，而不是停在“为什么会这样”。 真正的企图，埋在另一条线上。早前的庭审中，辩方拿出了谭方骏500万赌债、6份保险，也质疑加多利山豪宅的产权归属。这些材料单看的话各有指向，归在一起只服务一个目的：把“邝家谋财害命”这个事情，替换成了“蔡天凤一家本身就有财务麻烦，双方存在经济纠纷”。 这就是动机置换。 逻辑上站得住脚：DNA再硬，也只证明了邝港智拿过这把锤子，不能直接证明他握锤子是为了杀人。 谋杀罪重要前提是有“预谋”两个字，而预谋只是存在于动机里。辩方要做的是让“他为什么握锤子”变成陪审团吵不出结果的问题。 但凡陪审团中有一个陪审员出现了犹豫，那么这场官司的走向就会发生改变。 科学能证明谁握过锤子，证明不了为什么 香港的刑事审讯讲究“排除合理性怀疑”。辩方不需要证明谁清白，只需要在某一个环节上让陪审团停下来疑惑。 昨天的庭审，能确认的是，那把锤子上的证据没有被闻倒，反而再被反复敲打之后，暴露